隋王朝的治国思想虽然基本上仍然是以儒学为本，但由于隋文帝薄于儒术，而崇信佛教，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免有助佛抑儒之举。这一时期儒释虽有论争，但见于记载的直接交锋几乎没有。
唐代的儒释论争比较常见，有时是非常尖锐和激烈的。比较大的论争有如下几次：
一次是唐初的傅奕反佛。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太史令傅奕首先发难，上表列举佛教罪状，请求罢废。其文言辞尖锐，锋芒毕露。傅奕说，自魏晋以降，佛教日盛，危害非浅，“缙绅门里，翻受秃丁邪戒；儒士学中，倒说妖胡浪语。曲类蛙歌，听之丧本；臭同鲍肆，过者失香。兼复广置伽蓝，壮丽非一；劳役工匠，独坐泥胡。撞华夏之洪钟，集蕃僧之伪众；动淳民之耳目，索营私之货贿。女工罗绮，剪作淫祀之旙；巧匠金银，散雕舍利之冢。粳粱面米，横设僧尼之会；香油蜡烛，枉照胡神之堂。剥削民财，割截国贮。……且佛之经教，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基于上述理由，他提出，“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1]。由于法琳“频诣阙庭”予以申辩，高祖将此表暂时搁置起来。但是傅奕并未停止对佛教的攻击，而是“公然宣布遐迩。秃丁之诮，闾里盛传；胡鬼之谣，昌言酒席，致使明明佛月，翳以亏光；济济法流，壅之无润”[2]。于是，佛教徒们纷起撰文予以反击，如释普应作《破邪论》二卷，李师政撰《内德论》、《正邪论》。法琳认为，这些文章难以击中要害，“经教奕之所废，岂得引废证成；虽欲破邪归正，未遣邪原”，因而他另辟蹊径，“案孔、老二教师敬佛文，就彼宗承斥其虚谬”[3]，著《破邪论》。同时他又上《启》与太子、亲王及公卿、侯伯，寻求朝廷内部和达官显贵们的支持。东宫庶子虞世南为《破邪论》作了序。不久，太子李建成等奏上《破邪论》，高祖览后，动摇了破佛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