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中也充溢着阴阳五行思想，并且是类分事物的法则。它把阴阳赋予社会、人和天，使三者具备同样的因素和功能，以借此沟通彼此间的联系。它认为，宇宙万物各具阴阳是“天道之常”[198]，“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199]。男女机体可比做阴阳：“天地之阴阳当男女，人之男女当阴阳。阴阳可以谓男女，男女亦可以谓阴阳。”[200]人被浸染在阴阳之气中，“而以治乱之气与之流通，相淆馔也”[201]。这就不仅把阴阳置于天、人之中，而且置于社会治乱之中了。董仲舒进而演绎道：人“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人有情欲桩，与天道一也”[202]。他还说：“阴阳之气，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为好恶喜怒；在天者，为暖清寒暑。”[203]这就通过阴阳的流布，将人的情感心理与自然现象划分为不同的两类。不仅如此，董仲舒还进而赋予两类不同事物以伦理属性：“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204]推而广之，“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205]。总之，凡属主导的、正面的事物，都是阳；凡属次要或从属的、负面的事物，都是阴。阴阳而外，董仲舒进一步用五行对事物进行分类，以此作为阴阳之补充。他认为，木、火、土、金、水五行，分别代表自然界的春、夏、季夏、秋、冬五季，而后者又分别标志生、长、养、收、藏的五种功用。在社会上，五行规定了君主的貌、言、视、听、思“五事”。如果君主顺应五行之木的本性施政，就会“劝农事，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什一之税……”[206]这样，自然界就万物昌盛，祥瑞并至，灾异消失。如果违逆木之本性，情况就截然相反。根据这种逻辑，社会现象、君主行为等，都分别系于阴阳五行之下，“以类相连”。这就使自然和社会现象类别化、模式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