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还没有被完全解决，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下去：为什么“客观性神话”和与这一神话有着共谋关系的“普遍理性”长期以来一直能得到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者们的认同呢？黑格尔下面这段话或许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黑格尔强调，我们应该“将哲学史认作一个有机的进展的全体，一个理性的联系，唯有这样，哲学史才会达到科学的尊严（Wuerde einer Wissenschaft——引者注）”。[37]在这里，我们发现，“客观性神话”和“普遍理性”的支援意识是“科学”或“科学的尊严”。黑格尔这里用的“科学”（Wissenschaft）这个词虽然指的是哲学[38]，但其含义毕竟是从自然科学中引申过来的。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科学”这个词也作为严格性、合理性、普遍性和客观性的代名词迅速地扩展到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中。黑格尔这里说的“科学的尊严”也就是强调哲学应当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自己的严格性、合理性、普遍性和客观性。因为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尽管研究课题的确定及对研究成果的解释与研究者或解释者的主观情感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必须撇开自己的主观情感因素，才有可能发现自然现象的规律。另外，自然科学方面的真理一旦被发现，总是可以在经验或实验中得到证实。正是因为自然科学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才赢得了严格性、合理性、普遍性和客观性的美名。我们发现，“客观性神话”和“普遍理性”都奠基于自然科学发展中滋长起来的科学主义的理论预设。这种科学主义的理论预设所默认的原则就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中，也必须无一例外地追求这种严格性、合理性、普遍性和客观性。事实上，我们前面引证的胡塞尔的论述已经触及自然科学、实证主义与“客观性神话”之间的共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