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教育学的核心是：提倡教育的普及化，注意培养人的个性和独立人格，以养成学生自动自发自治的能力，重视实验的精神，并强调儿童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这些学说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精神形成冲击，显示了教育学的进步。
蔡元培、蒋梦麟、黄炎培、胡适、郭秉文、陶行知和陈鹤琴等著名教育家，都是杜威教育思想的信奉者、阐发者和实践者。除蔡、黄二人外，其余几人还都是杜威的门生。这就使得当时及以后民国的教育学和教育改革事业，受到杜威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对教育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重要刊物，有蒋梦麟主办的《新教育杂志》；重要组织有1922年由东南大学等机构发起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和刊布“中国教育统计概览”为该社较为突出的贡献之一），还有黄炎培1917年创办的“职业教育社”等。
在教育学体系的建构方面，此期中国学者作出了不少探索。王炽昌的《教育学》（1922），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1923），余家菊的《教育原理》（1925），肖恩承的《教育哲学》（1926），这些著作在思想体系上，虽大多不出杜威教育学的范围，但也有例外和初步突破之处。如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就可作代表。该书以德国教育学家那笃尔的体系为基本，敢于对世界权威提出批评，在教育逻辑、伦理和教育美学方面，阐述自己独立的见解，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创新精神。